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 (2/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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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>     泰和人陈谟，洪武初，征诣京师，赐坐议学。宋濂、玉祚请留为国学师，谟引疾辞归。祁门人汪克宽、金华人胡翰、新喻人赵埔、临海人朱右、义乌人朱廉等，洪武初，聘至京师，同修。《元史》，书成，将授官，皆不受归。有些人“家有好学之子，恐为郡县所知，反督耕于田亩”，以防被召去做官。

    有些人为免被征出仕，竟至自残肢体，如沙县罗辅等十三人私下议论说：“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厉害，我每(们)各断了手指，一便没用了。”

    2被迫入仕类。有不愿为官，但抗拒不了的。大名人秦裕伯避乱寓居上海，两次被征不出。朱元璋亲笔写信威胁他说；“海滨居民好斗，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，坚守不起，恐有后悔。”秦裕伯不得已，偕使者入朝；授侍读学士，固辞，不允。临海人陶凯获知使者将至，隐避不出。朱元璋对使者说：“陶凯如果不来，把他的九族以内亲党的脑袋割来。”陶凯只得乖乖上路。

    3辞官归田类；有不少很有才干的人出仕之后，过若千年又找各种理由辞官不干。朱升在朱元璋亲征徽州时前来投奔，献“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”三策，为他说降徽州，保全婺州，推荐刘基、叶琛、章溢三贤，还在鄱阳湖战役中救过朱元璋的命，明朝建立后又为之制定各种礼仪，文治武功均称卓绝。但在朱元璋称帝次年，却辞官不做，乞“请老归”，退隐林泉了。

    陈遇“天资沉粹，笃学博览，精象数之学”，朱元璋渡江后以秦从龙荐，发书聘之，“引伊、吕、诸葛为喻”，留参密议。朱元璋称吴王后，授予供奉司丞，辞而不就。朱元璋称帝后，三授翰林学士，皆辞。洪武三年奉命至浙江廉察民隐，还赐金帛，又先后授以中书左丞、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大学士、太常少卿、礼部尚书等职，通通固辞。朱元璋想给他儿子官做，他也推辞不允，说：“臣之子皆幼，学未成，请俟异丑。”

    做了官想辞职归田，有时也会引起朱元璋的猜忌而受重罚。大理寺卿李仕鲁劝朱元璋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，元璋不理会，仕鲁着急，闹起迂脾气，当面把朝笏扔在地下，要告休回家。元璋大怒，当即叫武士把他掼死在阶下。

    朱元璋曾颁布“寰中士夫不为君用”的律例，说：“‘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’，成说其来远矣。寰中士夫不为君用，是外其教者，诛其身而没其家，不为之过。”

    专门颁布法令，严惩不做官者，从反面也反映了当时“人多不乐仕进”现象的普遍性。

    二、明初“文人多不仕”现象的原因

    明初文人为什么“不乐仕进”?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：

    1明朝的官俸太低

    朱元璋出身农民，常把宫俸与农民的收入相比较，用“禄以代耕”作为制订官吏俸禄的标准，因此，实行低俸制。明代官员俸禄，始定于洪武四年(1371)，因支米，故称禄米。禄米以石计，九品年禄依次为900、750、600、500、400、300、270、240、180、160、100、90、80、75、70、65、60、50。各按月支给。这次所定官俸，签于当时历史条件和经济状况，与前代相比，整体上偏低。洪武十三年(1380)，重定官员俸禄，除给禄米外，还给俸钞。这次所定官俸，较前一次普遍提高。到洪武二十年(1387)，又一次重定官员俸禄，取消了俸钞，只保留禄米，除正一品和八、九品外。其余均低于洪武十三年禄米而与洪武四年禄米大略相当。这次所定的俸米数，成为明朝官俸的“永制”。后人对明代俸禄。作了种种评论。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专门列了一条：“明官俸最薄。”《明史》也说：“自古官俸之薄，未有若此者。”

    唐、宋、元时期，官位分品，职官者给俸禄、颁公田(即职田)，以职田之租入，补充俸禄之不足。宋代县令有职田，而且职田的收入可观，多者可达900余斛，少者亦有300来斛。洪武十年之前，亦有职田制，以其租赋，充实俸禄；但洪武十年后，“令还田给禄米”。罢废职田制，官员的实禄就更低了。比如，汉朝的太守，岁实禄是1200石米，而明初正一品的岁禄才1000石米，大致等同于汉代一个县令的俸禄。又据《皇朝经世文编》所载：“麒上州司马，秩五品，岁禀数百石，月俸六七万，官足以庇身，足以养家。今(指明初洪武时期——笔者注)之制禄不过唐人之十二三，彼无以自瞻。”相比之下悬殊之大令人乍舌!

    俸薄不足以养生，是导致明初“文人多不仕”现象出现的经济原因。

    2朱元璋以猛治国，刑用重典

    朱元璋曾说：“奈何胡元以宽而失，朕收平中国，非猛不可!”又说：“吾治乱世，刑不得不重。”为此，朱元璋进行了频繁的重刑立法。除明律规定的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(绞、斩)五种常刑之外，朱元璋还创立了“廷杖”制度和极端残酷的法外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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